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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成功

http://www.bond-china.com 2002-11-12 中国国债投资网

　　英国早期限制了机会主义

　　笔者年轻时认为发达国家经济的成功是资本主义的成功。但是看的书多了，发觉西班牙、南美的“坏资本主义”，中国明、清的“坏资本主义”(又有人称之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不能产生成功的经济发展，因此认识到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但需要自由市场，更需要适当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18世纪时的英国是发达国家，而法国是发展中国家，二者最根本的差距就是制度的差距。

　　法国大革命前实行专制制度，虽有自由化改革产生的“坏资本主义”，但经济却不发达。而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并不是一种民主制度，而是一种共和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只有少数有钱缴税的男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有分权制衡制度。

　　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人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州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众院是按选民人数选出的，却要受不是按选民人数选出的参院的制衡。选总统的选举团则是众院(民主)和参院(共和)的折衷。所以选民票数少的小布什赢了票多的戈尔。

　　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当然总统的任命权受国会制衡，也难得有机会运用此任命权(有个空缺才有机会)。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的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

　　因此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而共和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因此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

　　中国有好多人还对此不甚理解。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共和或自由则是要保护和尊重少数。

　　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只有政府的机会主义限制住了，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这是“好资本主义”，即自由市场是以政治上没有垄断为基础的。

　　法国大革命前是一种“坏资本主义”，即经济有一定自由，在政治上是人治的。这种专制有些方面跟中国历史上一些朝代很像。比如说它搞“薄赋轻徭”。薄赋轻徭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一个不是民选的政府不敢收太高的税，否则人民会造反的。而一个共和政府反而可能征得很高的税。

　　所以当时英国和法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英国政府平均税率比法国要高得多。但英国的税法很公平。在法国有很多人是可以不缴税的，比如贵族等。正因为税法不公平，所以法国的平均税率比英国低很多，它没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

　　当时英国的官商关系叫做“建设性的冲突”，而法国则是官商勾结。所以英国当时的制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宪政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里讲的宪政。其第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还有一点就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

　　诺斯和温格尔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上面说的这样一套宪政游戏规则。这样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被限制住了，人民的机会主义也就跟着减少了，所以工业革命才会在英国发生。

　　机会主义也就是坑蒙拐骗，个人的坑蒙拐骗只是小事情，真正的问题是政府的坑蒙拐骗。只有在宪政制度下，政府分配才能尽可能公平。比如说专利制度，它没有公私之分，政府是完全中立的；还有自动注册的制度，也就是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制度。这些使得技术发明可以赚钱，从而大大地推动了技术商业化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才会有工业革命。

　　法国为什么爆发革命

　　而当时法国老是强调政府的科技奖励制度，就是由政府来判断奖励谁不奖励谁，这阻碍了它的技术的商业化。中国史学界现在有一个公论，就是温州的钱庄等民间机构在宋朝时就存在了，而不是制度创新，也就是说，中国早就存在“原始资本主义”了。现在很多史学界的人都说，如果没有外国入侵，中国可能几个世纪都不会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呢?工业资本主义需要技术上的发明，这就需要专利制度和对私人剩余权利的保护(按照Mokyr的看法，英国工业革命中50％以上的新技术没有获得专利，他们是政府保护私人企业的剩余权而创造出来的)。

　　最近很多史学家有这样一个公论，在18世纪的法国，由于收入分配不公，一般的人买不起很多产品，生产是为少数贵族阶层服务的，这使得市场规模很狭小，从而生产成本很高，分工水平低，效率很低。而当时英国收入分配较公平，生产是为大众服务的，所以市场规模大，成本低。所以收入分配不公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有人说收入分配不公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现象，这个观点是很值得反思的，同时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也是互为因果的，就是说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这也是“好资本主义”的特点。

　　但是在法国旧王朝时期，政治垄断产生了收入分配的无效率不公平。这样，大多数的商品老百姓都买不起，同时大量的经济生产能力被用来为精英集团生产奢侈品。这意味着，法国市场容量非常有限，由此产生了低水平的劳动分工和低的总合生产力。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和旧王朝时的法国在制度上的这种差别，产生了人均真实收入和国家财富的差别。这种差别是法国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根据Mokyr的估计，在1788年，英国的人均GNP比法国高出30％。

　　南北美为什么差距大

　　还有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南美洲的资源很丰富，但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北美洲相对南美洲资源贫乏，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诺斯将此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北美地区实行地方自治，在英国治下，各州自治，税收主要是用于地方发展。而南美洲宗主国只是把殖民地看作一个税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难发展起来。

　　第二，北美是一个新教国家，南美是天主教占优势，文化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同。

　　第三，北美实行的是联邦制，而南美实行单一制。“坏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南美的基尼系数是世界上最高的，达到0．6到0．7。

　　与北美洲的发展进行对比后，许多历史学家将拉丁美洲令人失望的发展历程归结于拉美精英集团的政治垄断。这种政治垄断产生了低效率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并反过来进一步导致了市场容量的狭小和总合生产力的低下。

　　有学者指出，在18—19世纪的后期，美国的收入分配比英国公平，因此，美国的市场容量大于英国。根据他们所作的回归分析，天主教和成文民法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新教和普通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拉丁美洲和其他“坏资本主义”存在的地区正是天主教统治和有助于政治垄断产生的大陆法盛行的地区(没有罗马教皇的认可，天主教信徒不能发展天主教的支派。同时，大陆法是由政府制定的)。而拥有“好资本主义”的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都是新教占优势和实行普通法的地区。而新教和普通法是不利于产生政治垄断的(新教徒可以不经任何人的同意发展新教教派；普通法是基于公平审讯中的诉讼案例由当事人诉讼产生的法律)。欧洲大陆法盛行的地区在英美制度竞争压力下，逐渐实行宪法司法制度，用宪法法庭制衡政府的立法权后，大陆法与普通法之间的差别缩小。

　　而后发劣势跟“坏资本主义”有很大关系。“后发劣势”意思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

　　但是，这样做的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清朝的洋务运动是一个例子。日本政府是抱着当个好学生的态度模仿资本主义制度的。日本政府除早期人民完全不知道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少数“模范工厂”外，基本不搞国营企业。它很快卖掉“模范工厂”后，基本再不办国营企业。政治制度也学西方，搞政党自由和议会政治，只是不肯放弃天皇的实权。但是后搞洋务运动的中国，却想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这在当时，效果当然好过洋务运动前的中国经济。但是这却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因此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最有趣的是，洋务运动中由于政府坚持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垄断资源，很多私人企业就真的不如国营企业有竞争力。因此清朝的洋务运动产生了“坏资本主义”。

　　政治垄断产生“坏资本主义”

　　政治垄断产生“坏资本主义”，一个地区的发展亦如此。许多历史学家将西欧工业化和成功的经济发展归功于欧洲政治的不统一以及敌对的统治者之间的竞争，这打破了政治垄断。这方面最有名的当属Baechler的观察：“资本主义扩张的根源，一方面在于同一文明内几种政治力量的共存，另一方面，政治的多元性给经济发展以自由。”

　　Baechler试图解释政治垄断没有在欧洲盛行的原因：“西方经历政治多元化的原因是复杂的……从这种发展中，我可以看到一种历史奇迹，也就是说，一种极端不可能的历史事件。所有的政治权力都趋向于绝对化，政治垄断不能生存的话，一定是因为有一些限制它的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教会的存在。因为教会的跨国性质很难被政府吸收。其次，是分权的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精英，他们不是为政府服务，以及城市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成长。最后，是乡村社区相对于国家的自治制度。在我看来，从十七世纪以来，在这一地区，英国模式对西方政治命运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论断得到了许多学者和历史学家的赞同。McNeill指出，“现代欧洲早期的政治多元化，我认为，是根本的和与众不同的原因。在现代火炮的威力面前，世界上其他一些文明地区的反应是巩固和强化庞大皇权国家的中央权威，而中欧和西欧的地方君主国的反应，却是更有意识地同他们的邻居展开竞争，有时是通过和平的方式，但更多的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展开竞争。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就像风箱一样，刺激了意识形态竞争之火，并使任何有利一国竞争优势的技术革新之火花得以燎原。”

　　Hoffman和Norberg指出，“总之，在现代欧洲早期，所有的君主在实现他们的意愿时，都不得不面对强大的障碍；不经过谈判、磋商，有时甚至是贿赂，任何君主都不可能得到他的利益”。“不论他们有多么自负，专制主义政体是不能随意借钱或者征税的。只有具有强大的民意机关的政府才可能抽取巨额税收，举借大笔钱财。课税和专制最终是矛盾的。”“最后，自由是一个强国、一个强大而富有的国家产生的必要前提”。

　　Landes指出，“专制在欧洲也是大量存在的。但是这种专制被法律和领土分割削弱了。同时，在国家内部，中央(王权)和地方封建主之间的权力分割也削弱了这种专制。分裂产生了竞争，而竞争有利于保护好的国民。如果不善待他们，他们会跑到别的地方去。‘好资本主义’不但不让政府侵犯私人财产和企业，也不让金钱操纵政治，例如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和对个人和公司政治捐款行为和数额的规制。而‘坏资本主义’的另一特点就是金钱操纵政治。”

　　费正清认为，在十九世纪，统治精英的政治垄断是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东方社会，在中央集权政府的组织下，官僚政治制度垄断了几乎所有大规模活动，诸如行政管理、军事、宗教以及大规模经济活动。因此，私人企业从来不可能在没有官方庇护时发展。商人一直处在官方的控制之下，被作为官方的联盟，其活动总是被官方利用或榨取，以满足官员个人或政府的利益。”Etienne Balazs指出，“商业交易总是受官方税制以及管理的约束。政府对主要物品的垄断，在古代，比如盐和铁；在近代，比如对茶、丝绸、烟草和火柴的垄断，表明政府拥有无所顾忌的经济特权。没有任何商人阶层被允许独立地产生并侵犯这些特权。在实际中，政府对私人产权的藐视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经济特权。这表明，官方的庇护和支持是大型商业企业发展的惟一途径。这样做的结果是形成一种商人和官员之间封闭的利益共同体……总而言之，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根源在于，独立于地主绅士以及他们在官僚政治制度中的代言人的中国商业从来都没有可能建立起来”。

　　Mokyr也指出：“引用Needham的话，在清朝时期，官僚体制压制知识分子和政治异端的产生，尽管中国没有欧洲那种极端的宗教迫害。与欧洲相比，中国不存在小公国或者城市——国家，而这正是有新思想的聪明人可以逃避的地方。”Elvin指出，中国在宋朝时，商业资本主义和技术就很好地发展起来了。然而，由于政治垄断和“坏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它并没有发展到成熟的工业化阶段。

　　杨认为：“欧洲的这种多元化，保证了几种文明和主权国家以接近平等的地位相互挑战。相反，东亚的地缘政治结构却保证了在西方文明入侵之前，中国文明的霸权地位。没有其他的文明能与它抗衡。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它很容易赢得一场统一战争，但是内陆贸易却是昂贵的。因此，直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前，在东亚，制度试验的多样性远远小于西欧。”

　　最近廖和笔者用一般均衡模型证明了这个猜想：在不存在政治垄断的自由市场中，劳动分工的一般均衡水平和总合生产力高于存在政治垄断的自由市场中的水平。“坏资本主义”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没有自由进入，虽然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政治垄断使政府垄断的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产生的收入分配无效率不平等，政府垄断的部门或与政府勾结的商人获得大量垄断利润，而其他部门受剥削而收入低，因而限制市场容量的扩展，并有害于经济发展。这种政府垄断造成的狭小市场容量看起来就像经济不景气，但这种经济不景气与“好资本主义”中的景气循环性质完全不同。垄断政治的利润的常见形式就是贪污腐化。与不存在政治垄断的自由市场相比，政治垄断降低了商业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和可以被利用的内生比较优势以及职业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

作者：杨小凯来源：经济管理文摘录入：xt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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