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与总需求增长回落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加速，甚至2003年上半年“非典”疫情的严重干扰，都没有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这种经济增长的加速，有多方面的原因，从需求角度看，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需求的明显增加对此轮经济的发动及其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在国内，汽车、住房及基础建设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国际上，国际环境的好转及中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提升，也使各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迅速增加。这些需求引发的新的投资冲动，带动了一轮新的以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加为特征的经济增长。虽然在这一轮经济增长中出现过局部过热的现象，但从整体上看，这一轮经济增长的表现是健康的。经济增长虽然有所加快，但仅仅是达到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平均水平，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没有出现经济秩序的明显失控。可以说，目前中国经济仍处于上一个经济周期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加速的经济增长为中国解决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如就业、基础建设、人民生活、政府开支等）提供了物质基础。现在，这一加速的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从2005年以来主要经济指示数字中可以看出，除消费价格指数有所走低之外，其它各组数字仍表现出稳定的增长。
    但从需求上进一步考察，我们可以看出，2005年的需求结构和前两年相比有一些变化。
    首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的增幅在25%左右，一般地说，这一数据要比国家统计局按季度公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高2~3个百分点，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些月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大约在22.5%左右，如果再从这种增长中扣除价格变动因素，那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长已经回落到20%左右。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延续，那么，2005年全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长，很可能回落到20%以下。这说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高峰已经过去，现在正处于一个逐渐回落的过程当中。
    其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在13%左右，扣除价格变动之后，实际增长约在11%左右，比上一年同期高出2~3个百分点，也明显高于当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在经济增长加速时期，消费增长的加速要略为滞后于投资增长的加速，等到投资增速越过高点之后，消费增速的高点可能还没有出现，而一般消费的增长开始加速时，往往意味着投资将开始回落。
    第三，在进出口方面，2005年以来明显的特征是出口保持了30%以上的强劲增长，但进口增幅却有明显回落。2005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的增长幅度呈下降趋势，虽然出口仍保持较快的增长，但增长率却有所下降，而在进口方面，由于需求减少方面的原因，尽管铁矿石、石油等原料的价格有较大的上升，进口的增长率显著地低于出口，而且从趋势上看，也是明显下降的。近几年来，由于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旺盛和人民币汇率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经济中对外贸易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加，现在，进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左右，而在外向型经济相当发达的美国，这一数值也只有20%左右。显然，中国经济增长对于国际市场有较大的依赖，如果出口形势发生变化，而国内又不能保持较高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进一步放缓。
    如果从国内需求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我们已经看到，随着经济周期的发展，虽然消费需求的增幅有所增加，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降低的程度更大，二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导致了内需的增幅下降，消费价格指数和零售物价指数的下降正是这种内需增幅减缓的结果。虽然目前净出口的扩大，抵消了内需增幅下降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但由于中国已经连续多年保持了30%以上的出口增长，再继续保持这样高的出口增长率是有难度的。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实际上意味着一定的国际市场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适度地松动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内需的适度扩张，对于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及高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到合理水平

    在当前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在各种矛盾中，目前国内总需求增长率放缓最值得关注。本轮经济周期的发展阶段，已经从上升阶段逐步过渡到了平稳增长阶段。如果不出现意外的情况，从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看，未来年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率都有可能逐渐递减，直至下一个经济周期才会重新加速。这一点，无论从统计数据还是从现实的经济运行来看，都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来。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9.5%，消除了价格变动后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3.2%，消除了价格变动后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为8.6%。这说明从长期趋势来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实际增长应高于GDP实际增长3-4个百分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则会略低于GDP的实际增长。而现在的情况是，GDP增长率在年均增长速度附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实际增长约高于平均增长7-8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高于平均增长2-3个百分点。虽然从经济周期的每一个点看，我们已经说明，经济周期的高点已经过去，但从经济周期的阶段性上分析，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依然属于经济周期中的繁荣时期，20%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说明这一增长已经回归到正常范围。尽管它和平均增长水平相比仍然偏高，但这是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中的一种自然现象。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还会继续放缓。我国经济目前仍处于高速增长时期，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优先增长。而由于现代技术装备的科技含量的提高、建设补偿费用的增加以及房地产投资等非生产性投资的扩大，经济增长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要求也在增加，换句话说，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与GDP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差别，应该是逐渐扩大的，直至“后高速经济增长阶段”，这种扩大的趋势才会中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既要防止投资增长“过热”的倾向，也要注意防止这种增长“过冷”。在目前情况下，如何延续固定资产投资的适度增长，成了我们在宏观调控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消费需求与重新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

    从上一个经济周期即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价格总水平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和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这在世界各国是很少见的。中国在低通货膨胀或者是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仍能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和体制创新及经济发展潜力有关，但是，通货紧缩不利于扩大国内总需求，尤其是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消费对于国内总需求的拉动仍显不足。在经济增长加速时期，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往往会提升，因而挤占消费在总需求中的份额。根据我们的研究，在GDP增长率为9.5%的假定下，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消费的增长下降0.56个百分点。如果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超过了31%，将会引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负增长。而在经济增长转入平稳时，虽然消费将有所增长，但其增长的幅度对总需求的影响，往往不能抵消由于投资增长放缓所造成的国内总需求的增长放缓。在这种条件下，通过增加消费及由消费带动的投资来扩大国内总需求，就成为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
    那么，如何扩大消费规模呢？消费升级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这还不够，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扩大，还要依赖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与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研究证明，收入越低的居民，每增加一个单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就越高；反之，收入越高的居民，在每增加一个单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就越低。从这个意义看，鼓励消费并不是鼓励浪费，而应该通过增加低收入居民的收入，通过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扩大社会的消费需求。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目前的收入改善，有向高收入人群倾斜的趋势。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这种倾斜所形成的新增收入中的较大部分将会变成储蓄并进而转化为投资或者直接转化为投资。而如果这种改善是向低收入人群倾斜，那么，新增收入中转化为消费的部分就会增加。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开始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中央银行曾经通过降息等措施减轻企业负担，但从货币供给上来说一直是偏紧的。在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后，由于银行实施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原因，货币政策实际上没有对财政政策做出积极的响应，这也是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迟缓的重要原因。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货币供给仍然偏紧。这种偏紧的局面一方面造成众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资金不足，另一方面也影响到全社会的货币供给，进而影响价格总水平的变化。在西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在中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货币政策已经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了越来越积极的作用，我们应该继续改善这一政策，使之在防止通货紧缩和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结 语

    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处理好投资和消费的相互关系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基本条件。如果没有消费的增长，盲目地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为生产而生产，不可能保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但是，如果从区域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一个地区的经济想要获得较快的增长，一定要投资先行，然后才谈得到改善当地人民的收入和提高消费水平。改革开放后深圳、上海及沿海开放城市迅速发展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地方如果没有更多的投资，就很难获得更快的经济发展，政府就不能更好地解决当地的就业、城镇建设、居民生活等一系列问题。但政府本身能用于投资的资金是有限的，它们只有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地投资或鼓励当地的民营企业扩大投资，然后才谈得上发展生产，改善人民收入，通过“剩余索取权”改善当地政府的财政状况，并进而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这正是地方政府所谓“投资冲动”的重要原因。这种各地政府的投资冲动与民营企业加速扩张的结合，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导致的短期效应必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迅速增加。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经济高潮中，也出现过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情况，但形成的原因是不同的，那两次过热中，政府和国有企业是投资的主体，而在这一轮经济周期中，民营经济的投资则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并不是坏事，因为这种冲动来源于发展当地经济的愿望，问题在于经济周期下各地投资活动的同步性，导致了整个国民经济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影响了国内总需求的持续扩张。在各个地区投资和消费不对称的情况下，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及体制创新来更好地解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协调投资和消费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经历了三年左右的加速经济增长后，确实有可能重新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因此，应该通过适度地松动宏观经济政策，扩张国内总需求，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及高速增长。